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,享年102岁,曾想和妻子回国终未如愿(3)

　　《三联生活周刊》采访了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，在他的回忆里，陆夫人是贝家的主心骨。她积极组织家庭成员的聚会，对于贝聿铭的作品，她也经常能给到很直率的评价——她在哈佛学的是景观设计，但她甘愿做个普通家庭主妇，生一堆孩子，跟着丈夫满世界跑，并不在乎穿什么名牌，拎什么包包，每次陪着丈夫出席活动，她都是那么低调而得体，我想，这都是因为，她不自卑。

　　一如《纽约时报》里说的那样：

　　她对丈夫和家人的支持是他们最为珍惜的。她为丈夫的事业提供了明智的忠告，同时，这些忠告现在听来都是温暖而幽默的。在大家的心里，她永远是那么优雅和知性。
      

　　一开始，贝聿铭并不打算从事建筑。

　　他的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，做个银行家——像他的弟弟们一样。但他拒绝了。

　　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家族的商业背景，对于贝聿铭的影响是巨大的——我觉得他不是艺术家风格的建筑师，他擅长交际，擅长揣摩客户的服务。

　　比如，在肯尼迪图书馆这个项目上，杰奎琳·肯尼迪本来的人选有好几个，贝聿铭在对这位第一夫人的性格研究方面，下了不少心思。他重新布置了自己的事务所，弄来花花草草，要求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西装笔挺，仪表考究。相比之下，另两位候选人则坚持“做自己”，他们以为只要看作品本身就够了。结果，贝聿铭赢了。
      

　　有人问贝聿铭，为啥他的项目，收费总是如此昂贵。贝聿铭的回答是：

　　I.MPEI（pay），notI.MFREE。

　　他始终强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，在路易斯·康的儿子为父亲拍摄的一部纪录片《我的建筑师》（MyArchitect）中，贝聿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：

　　问：你的成功率很高？

　　回答：是的。但可能是因为我更加耐心，因为我是个中国人。
      

　　这一点也让他在中国人的心中好感倍增。

　　事实上，贝聿铭曾经有考虑过回国，他的父亲阻止了他。

　　这个一念之间的举动，让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命运走向了相反的方向。

　　贝氏家族是最早一批捐献财产的，银行交出去了，电力、燃油和染料的经营权移交了，在法租界南阳路170号的贝家花园洋房搬空了，狮子林一晚之间遣散了32位仆人，然后也上交了。

　　然而，所有人都没有逃脱右派的厄运。

　　贝聿铭的族弟贝重威，因右派入罪判刑22年，发配到黑龙江劳教。妹妹贝聿琳想方设法弄了点白糖寄给他。后来，他对大家说，要是没有这白糖，他肯定已经自杀了。

　　贝聿琳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她的银行家丈夫尽管自降工资，仍然是“历史反革命”，每次参加批斗会回来，贝聿琳就对丈夫说，对你就一个要求，不要死。他的女婿梁成锦回忆，有一次，他从批斗会回家，孩子们看他挂着大牌子，就帮他摘下来，挂牌子的铅丝把他勒出了深紫色的印记。大家都很难过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，他自己却“一弯腰从菜篮子里挑了几棵开着黄花的菜芯，又顺手从地上拣了一个瓶子，插好了往桌上一摆”，他说：

　　有花就有春天，有花就有希望！

　　不是所有人都有贝聿琳夫妇的坚强意志。
       

　　贝聿铭的九姑姑贝娟琳嫁给了吴同文，后者在岳父的帮助下成了上海滩新一代颜料大王。贝小姐的嫁妆之一是上海的绿屋，曾经被称为远东第一豪宅——设计者是大名鼎鼎的邬达克。1966年，吴同文和他的姨太太在绿屋自杀了。文革结束后，有关单位表示要归还绿屋，贝娟琳拒绝了，她说，就算换了房子，他们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。

　　1974年，贝聿铭夫妇跟随美国建筑师协会代表团第一次回到苏州老家。他面对的是“100多位穿着破旧蓝黑衣服的亲戚”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
　　事后，贝聿铭对同事说：

　　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。

　　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可以是我，我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，一切都是历史的偶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