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禧在位时没人动乱,为何慈禧死后才开始大乱?

作为一位在落后挨打的晚清时代，执掌近代中国大权四十七年的“大清实际统治者”，慈禧太后一桩常被“历史票友”拿来“涂金”的事情，正是“她死了大清才乱”。

在他们看来，别看这位“老太后”曾两次扔下京城跑路，败仗打了一堆，丧权辱国的条约签了一堆。但她直到生命最后时刻，还能牢牢把持清王朝大权。轰轰烈烈的反清运动，也大多是在她身后才闹得风起云涌。以这个意义说，这位老太后简直是“威慑力十足”嘛。不少近代题材的影视剧里，也跟着各种涂金，给慈禧太后增加了不少“英明睿智女强人”的人设，“慈禧不死清朝亡不亡”的讨论，也在“票友”间十分火热。

那放在真实历史上，慈禧太后的“威慑力”，真的有这么强大？

其实，就以治国眼光来，慈禧太后比起同时代的“顽固派”或“晚清权贵”们，确实也有强大之处。且不说甲午战争前，她对“洋务运动”的各种力挺，以及对“收复新疆”“民族造船业”的各种支持。就说“庚子国难”后，她也十分明白，大清不能像以往那么活了。“庚子国难”时她离京西逃，跑到西安后就发上谕，要求各地封疆大吏针对“如何而人才始盛，如何而度支始裕，如何而武备始精”等问题，“通限两个月，详悉条议以闻”。

可以说，对当时晚清王朝“缺人”“缺钱”“兵弱”等弊病，慈禧比起那些晚清政坛上满嘴高调的清流，以及饱食终日的“王爷”们，确实要明白得多。

而在庚子国难后，她人生最后六年的执政生涯里，她强力推行的“清末新政”，其内容也不乏进步之处。诸如“废科举”“练新军”“兴办商务”乃至“预备立宪”等内容，样样对中国近代史有深远影响。那是不是可以说，倘若慈禧再能“长寿”几年，大清就能多撑几年？当然不是

首先一个要明确的真相是，“有眼光”“有手腕”的慈禧，始终也没改变一个痼疾：有权任性。

她的“任性”，单看她“庚子国难”后狼狈的逃亡路，就叫人唏嘘不已：明明是扔下京城，被八国联军打得西逃。可她逃跑这一路上，依然维持着骄奢淫逸的生活。特别是她在山西的五十三天，正是山西遭受空前旱灾的灾年，但不管不顾的慈禧，途径每个县，都要压榨当地几十万两白银，单是她“跑路”时的伙食，比如在侯马镇一地，就征用八十多个厨子，摆了一百零八道满汉全席。在西安的几个月里，每天都是一百多道菜。这哪里是“逃难”，分明是“度假”。

而且，慈禧并不觉得她有多奢侈，以她自己的话说：“向来在京膳费何止数倍，今可谓省用”。国难当头，哪怕被打成这样，慈禧放不下的，依然是她自己的好日子。这样的贪婪与自私，多好的“治国思路”“治国眼光”，最后也必然跑偏。

于是，看上去“思路很美好”的“晚清新政”，在慈禧太后的六年折腾下，很快就迸发出了大毛病：不可救药的腐败。

晚清的腐败，在“庚子国难”之前，就已经烂到骨头里。“新政”开始后，当时的晚清官员梁士诒就叹息说“太后维新, 主媚外以安天下, 惟所用非人, 对守旧泄沓诸臣, 意存瞻询, 不肯决意淘汰 。”这么一个统治阶层，“新政”效果也可以想。单是慈禧视为心腹的军机大臣奕劻，就把日常行政开成“庆记公司”，大小官职都是金钱开路。甚至就是在慈禧在世时的1907年，爆出了“段芝贵行贿奕劻十万两白银谋求黑龙江巡抚”的丑事，闹的中外瞠目结舌。

其实，这类丑事放在那时大清，早已是司空见惯，单是在奕劻的操作下，邮传部尚书的价码就暴涨到六十万两白银。为求官能花这么多钱，这帮人上任后，当然要想方设法“回本”，同样是慈禧当政时，新任的山东巡抚杨士骧，到任后就先搂走了十万两漕银。看上去红红火火的“新政”，对于这些高官们来说，不过是打开了新的“搂钱”门路。

高官们如此，底层官员，那更是有样学样。就以当时清王朝臭名昭著的“赌风”来说。当时的情况是，“宫廷既倡导于上, 而外王公大臣, 部寮百职以逮诸官眷 属, 竟以麻雀为消遣款客工具”。“赌博”的风气从慈禧太后开始，一路遍布各级衙门，种种权钱交易，就这么不知不觉“赌”出去。“,麻雀不可不打, 而麻雀又变酬应为宦阶也”更是官场共识。

小官们的腐败水平，在晚清的最后几年里，也是越发突破尺度：1905年成立的京城巡警厅，其主要的财源，竟是“收妓院保护费”，好些原本“地下”的妓院，这下公然打出了“奉宪设立”的招牌。湖南候补道张赓飚在总办劝工院任上，一人就侵吞了十万两银子的公款。湖北巡警道冯启均，仅在武昌汉口两地，就刮走了白银二十万两。所有这些“捞钱新花招”，无不是搭了“慈禧新政”的便车。

而这种种折腾法，最终买单的，还是晚清的老百姓。

于是，与晚清新政相对应的，就是慈禧人生最后几年，晚清百姓越发苦难的民生。打着“新政”的旗号，晚清的各级官府无不巧立名目，加剧压榨百姓。比如最基本的田赋，在1900年以前，不过每年3000万两。到1903年，就暴增到每年3700万两。而且这在晚清的苛捐杂税里，都算是涨得少的——田赋之外，还要加各种“捐”，比如“警捐”“学捐”等。所谓“办新学”“警政”等改革，就是官员们捞钱的新花样。只这几样，增幅就是田赋的两三倍。另外还有盐酒糖等各种加派，样样叫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
当时流行的一首诗，就足以说明慈禧在位最后几年，大清“新政”下的苦难民生：新政纷纷次第兴 , 国民担任力难胜 , 谐来议去皆筹款 , 但见捐输日日增。

这样的“新政”，从慈禧最后几年到辛亥革命前的载沣“摄政”，几乎一脉相承。十年之间，清王朝爆发的民间抗暴抗税风潮，多达1300多次，“民变”几乎年年发生，“几乎无地无之，无时无之”。慈禧就是再有“威慑力”，也是拦不住。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，说是“意外”，不过是水到渠成——选择靠腐败和竭泽而渔维持统治的清王朝，注定无法长久，慈禧的“威慑力”，除了在近代史上敲响警钟，对于大清国祚，已是没什么用。

参考资料：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《屈辱的岁月，奋斗的征程》、陆兴龙《清末新政对民生问题的恶性操作与社会矛盾的激化》、聂立申《论腐败对清末新政的影响》、孙立萍，陕劲松《流亡日志：慈禧在山西的五十三天》